【关 键 词】：李平心；近代史；现代史学

　　李平心(1907一1966)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其治学，足迹遍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史学、书目文献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各方面。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方而，尤足开一代风气，迄今仍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思考，故特为表出而论之。

　　李平心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关注，始于大革命失败之后。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为推动土地革命的开展，在党内公布了由立夫起草的《土地问题党纲草案》，要求各级组织进行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当时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党活动的平心随即写下了《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革命》一文，详细阐述了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任务、策略，以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具体方案的意见。认为，“近时的中国农业经济和土地关系虽然还保持着它主要的历史的特点”，但随着酉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和中国原有经济结构渐遭破坏，“农村的经济组织和土地关系成为畸形的状态，地主豪绅对于农民的压迫只有一天一天的加紧，农民所受的经济痛苦随着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农业资本的集中、利贷资本的发达，只有一天一天的增加”。故“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地问题己经变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它，当然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根本改变关系。”为此，“中国共产党应当去领导农人、工人实行民众式的暴动”，以“破坏地主豪绅的暴力机关，歼灭一切的反动势力”[1]。这表明，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风雨之后，他己开始把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与近代社会变迁及其特点的思索结合了起来。也正是这种对于现实的强烈关切，促使他自1930年起，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中国近代史的资料搜集与研究。[2]

　　当时，出版界虽己有一些新体中国近代史的论著或教材问世，如李泰棻的《新著中国百年史》(商务1924年版)、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天津泰华印书馆1925年版)、颜昌峣的《中国最近百年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魏野畴的《中国近世史》(中江书局1930年版)、高博彦的《中国近百年史纲要》(北平文化学社1930年版)等，对清道光朝至民国间的重大史事作了初步梳理，并表现出反专制、反腐败和反侵略的进步倾向，但其认识历史的主导观念，大多仍停留在晚清以来的进化论层次:至于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更有不少地方未脱传统旧说的束缚。对此平心颇感不满，他认为:“中国现代史应当以争求进步的人民大众为主角，这是不可争辩的真理。然而许多囿于传统偏见的历史学者却违背了这一真理。他们把那些企图阻住历史车头的发昏家伙描绘成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命运的主宰者:虽然他们间或也赞扬中国现代的革命英雄，可是这些英雄在他们的心目中，又不过是脱离群众的神秘光杆儿。他们蜷伏在旧中国的遗蜕中，永远也看不见新中国的生长。”[1]（自序），为改变这一现状，他决心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对中国近代史作一番重新梳理和解释。

　　1933年以后，平心陆续撰写了《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初编》、《论新中国》等几部通论性史著和一部现代人物专论《论鲁迅思想》(心声阁1941年版，再版时改名《人民文豪鲁迅》)。这些研究，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注意吸收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形态学理论)的理论成果。还在1930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中，他就认定，社会学与历史学同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立足点，前者旨在解释并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普通形态、作用、关系、变迁，并探明其彼此依存的一般定律;后者则要通过各种具体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排比，说明一定时间与空间段的社会生活历程，故“就供给社会全部生活的演进的材料而言，历史学的研究是必需的;就确立社会现象的普遍法则而言，社会学又是必要的”[2]（P7），两者间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认识使他的历史研究实践，自始就表现出某种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形态学理论)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特征。一是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平心之所以在当时倾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乃是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是生活在如此伟大的战斗时代里，其中有苦痛的教训，有血渍的经验，有波涛力一状的社会斗争，有头绪纷繁的历史矛盾。它们都在环绕着我们，要求我们找出它们的规律，而这无数的规律正是争取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所小可少的”。作为一个文化战士，应当自觉地承担起“把真理从黑暗的重围中夺取过来，转变为大众的武装力量”的历史使命，通过这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之研究，为现实社会的改造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并表示:“在新中国与旧中国的痛苦的交替过程中，我是愿意献出棉薄的力量，来传播历史的语言与真理的声音的。我不会唱歌，但只知道运用一点学来的历史解剖知识，来剖析横在我们面前的一些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问题。[3]（初版自序）.

上述特点，从其撰写的各部中国近现代史论著中，都可得到}一分清晰的印证。

　　《中国近代史》由光明书局初版于1933年9月，署名李鼎声，全书分十八章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迄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的近百年历史。它是平心最早发表的史著，也是我国现代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编写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

　　书中开卷即称:“本书重视史事发生之社会、国际背景与经济基础，每一重大事变之因果与过程必多方阐明，务使读者由此获得明确之历史概念。”[4]（编辑凡例），并强调:“我们研究中国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考察中国社会在全人类历史之一般的进展过程中特有的发展路线，同时要解释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变—如民族的分合斗争，社会形态的转变交替，各阶级的分化战斗，各种文化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递嬗变化等等—发生的原因与其成果，说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影响。”对于近代史研究来说，则应“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使之成为“一种有用的知识工具”。[4]（P2-3）

本此目标，平心从方法论上为近代史研究规定了四条原则:(l)须将历史看作对立物相互转变的过程，亦即矛盾不断发生与解决的过程，注意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以及社会阶级斗争和民族革命的角度去理解各种重大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事件。（2）须以变化的观点去追踪观察历史现象。近代社会发生的变化，开始往往不易被人察觉，但后来却发展成为一种重大的历史变动。“倘使我们能追究此等变化的全过程，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有莫大的帮助的”。（3）应注意从各类事件或因素横向联系上，如中外关系、民族资本与国际资本的关系等方面去把握事变的趋势，以透过现象看本质。（4）坚持从具体情况出发研究问题，考察每一种历史事件或事变的特质与其特殊原因，分析它与其他历史事件在内容、意义和发生条件上的不同点，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4]（P9-12）

　　这些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使平心的《中国近代史》形成了与当时其他类型的近代史著完全不同的崭新风格。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历史的认识，特重把握社会形态演变的宏观趋势。书中直截了当地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划定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强调:“我们之所以不明末清初为近代史的开头，而将近代史发端于鸦片战争，理由是很简单的:明末清初不过为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历史的大转变期:而鸦片战争却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应当指出，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不始于平心，在他之前，日本学者稻叶岩吉的《近代支那史》及前述李泰桑、孟世杰、魏野畴等撰写的相关著述中，都曾主张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不过其着眼点大多集中在此期酉力东渐引起的时局变化考察入手米看待这一问题。他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不过，这种转变，并未把中国直接引向一般的资本主义形态，而“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的铁爪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米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目_受着国际资本的栓桔与奴役的。所以中国的近代史完全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史相提并论，后者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发达史，而前者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4]（P4-5）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首先就应揭示这一历史过程。这样的分析，显然要较前者深入得多。

　　其次，整个史实的叙述，紧扣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华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这一主线，努力揭示“国际资本的群魔怎样从中国吸吮着膏血来膨胀它们自身，怎样驱使它们的鹰犬来榨取中国广大的勤劳人口，以及中国的被压榨的奴隶大众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米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绞榨。至于宫廷的变故、官僚的功罪、武人的勋业、英雄的言行，在别的历史书要用繁重的卷帙去描写叙述，而在我们这里却反而不重视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熟悉掌故，亦不是要替少数人作传的”。[4]（P5）按照这一思路，本书既未采取李泰桑《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朝考察的框架，也不像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那种按变政、共和等政治体制变动划分时段，而是始终把整个中国近代视为由传统农业社会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的连贯过程，从中列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重大历史事件，依其相互递嬗的演变态势展开论述。其叙事，尤注重帝国主义列强的历次侵华战争和其相互间矛后勾结之状，以及农民起义、民众反帝运动、劳工政治斗争等“富于历史意义之事件”，并将各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因素融入其间分析，给人以主线明晰流畅而毫不枝蔓之感。

　　第二，强调史论结合，这也是本书最为见长之处。其《编辑凡例》称:“本书叙事与分析并重，簿记式的编年体与纪事体既易流于机械枯涩，而社评式的史论体与评议体亦易蹈于浮泛肤浅:本书力矫此弊，以便于教学与自修之用。对于每一史事，既叙述其原委，同时予以扼要之剖析。”书中对近现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总是力求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展开，因而不仅在当时显得观点新颖，有的还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如对太平天国运动，不但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各种矛后的交错激化等方面详细讨论了爆发的原因，肯定了其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地位，还对它的成败得失作了透彻的分析，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之所以小同于以前的单纯的农民暴动，乃是由于“当时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潮已开始冲毁了农村的藩篱，破坏了国内农民手工业者的自足经济。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民革命内战是在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的榨取错综交织之下必然爆发的革命战斗”。[4]（P62) 至其失败，除了敌对势力相对强大等客观因素外，从主观方而看，还有这样一些原因:一是没有先进阶级(市民阶级或“现代城市生产阶级”)的坚强领导，“仅仅以贫农及破产手工业贫民为中坚，他们缺乏集体的有组织的斗争力量，保持着浓厚的封建私有观念，更没有为创造新社会而战斗之明确的目标，因此容易涣散革命的团结力量，小能忍受反革命的强有力的打击”。二是战略上没有主动汇合全国的反清势力，如北方的捻军、南方的三合会、小刀会等，组成统一战线而壮大自己。二是在形势一度有利的情况卜，军事战略上未能及时组织足够的力量，去摧毁清廷的统治中心，使他们“得以从容布置，调兵遣将来反攻革命”。四是未能使群众的斗争力量和整个革命战争适当地配合起来，“结果造成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在军事力量离开的地方，有战斗力的群众亦随军而去，使地方的反革命势力得以盘踞于农村与城市结集武装力量袭击革命”。五是太平天国运动中后期高层领导的腐化和内讧，极大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4]（P96-98）

　　不仅如此，在论述同属下层农民反抗的捻军暴动和义和团运动时，书中还注意通过与太平天国的比较，去更深入地把握其特点。指出，捻军与太平天国虽都是农民反封建统治和剥削的革命，但其参与的成份(贫农及流氓无产者为主干)、作战的方式(流动作战)、遭遇的对手(纯由地主、贵族和商人组成的封建统治势力)、打击封建势力的程度(仅仅是一种军事打击)，都与后者有着相当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由当时南北小同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至于义和团，其活动“固然是带有浓厚的反动性的，但本质地说来，它却是破落的农民与贫民反对奴役与扶开始就给统治阶级所利用，便陷于自杀的矛盾中而不可自拔了”。[4]（P115-116.287）这些分析，即使在七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仍不乏其启示的意义。

　　其余如对晚清帝国主义列强侵华过程中纵横裨阖的外交关系之揭露，以及戊戊变法、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的剖析，也都表现出这一擅长理论分析的特点。

　　特别难能的是，本书的公开出版，正值蒋介石加紧“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之时，但平心本着一个曾经受党教育的进步史家之良知，对一些现代史上的敏感话题，仍能抱定宗旨，决小迎合国民党当局，作违心和违背史实之论。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23年“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五卅”运动，又直斥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血腥“清党运动”为“苦推打”，“共产党员、左翼分子及工人被捕杀者甚众”。对于南昌起义，也能实事求是地述其原委，并分析其军事上失败的原因，指出其除“军事方而的战略错误而外，在政治方面主要是缺少广大工农群众为基础，更没有发动土地斗争，造成了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4]（P389-392）虽然因条件的限制，书中还不可能就这些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述，但这样做，在当时已十分不易，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了解共产党以及国共关系的真相，尤具实际的意义。

　　平心的《中国近代史》，无论是叙事风格还是理论框架，都为当时的近代史研究建立了一种全新模式，给人以莫大的启示。该书出版后，曾在八年内连印十余版，受到多方的推赞，便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