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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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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70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关联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国内的某些年轻学者也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成果目前仍不多见。 本文试图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渗透的方法，对中国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本文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另起炉灶与中美关系的开端（1948-195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中美关系是建国前中共与美国关系的继续。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共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曾经提出了与美国真诚合作的政策。1941年12月9日，中共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并在同日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其中明确提出“中国人民、中国侨胞及南洋各民族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太平洋各民族的广泛的反法西斯日、德、意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是英、美、荷、印、中及南洋各民族的各阶层、各政党，包括英、美、缅、印、荷、澳、菲的政府，与日本国内反战人民及其被压迫民族—高丽、台湾等等。”对待美国，中共认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是有重大意义的，中英美合作集中力量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必要前提。日英美战争使英美政府及统治阶级，站在和中国人民反日的一条战线上，使英美政府更加关怀中国抗战之成败，国共关系之好坏，以及八路军抗战之积极。”因此，中共应“向英美人士特别是其当政人物表明我们愿意与英美政府真诚合作抗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即分别致函英美驻华大使，表示中共将与他们的国家并肩作战。 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的说来中共与美国保持了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1941年2月14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劳克林.居里在重庆进行了会晤，这是中共领导人与美国官方人士的第一次会面。1944年7月，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美军观察组访问了延安，从而建立了美国官方与中共的直接联系。与此同时，陈纳德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还主动与新四军五师联系，要求中共军队提供军事合作。在1944年1月-1945年7月间，中国解放区的军民曾经多次救助了美军飞行员，前后有100多名美国飞行员被敌后抗日军民营救脱险。为此，1944年8月20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曾亲自给八路军总部发来感谢信。来信说： “接奉本年7月28日台函，得悉美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白福利欧在正太路被迫降落，经贵部营救出险。 查美国飞行人员被迫在敌占区或其附近地区降落，多赖中国军队及人民予以宝贵之协助，使其得以安全返防，继续进行对贵我两国共同敌人日寇之斗争。本国政府深为欣喜，感荷上述美国飞行人员承阁下及贵部军队之援救。 本大使谨代表本国政府敬致谢忱！” 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却出现了较为复杂的局面。1944年9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将军来华。不久，赫尔利又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全权调停国共纷争。但在对国共纷争的调停中，赫尔利采取了出尔反尔的政策，企图诱骗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主、但容纳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对于赫尔利的图谋，中共方面最初保持了克制态度，没有公开批评美国，并寄希望于罗斯福总统的干预。为此，在同年12月，中共领导人曾建议派遣一个非正式的代表团访问美国，以便向美方进一步阐明中共的政策和表示与美国合作的愿望。对于中共的善意，美国却没有引起重视，反而采取了公开的扶蒋反共政策。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公开宣布：“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不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4月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进一步趋向保守。同年6月6日，美国国内爆发“美亚事件”，美驻华使馆人员谢伟思等6名“中国通”以“通共间谍罪”被捕，他们曾向美国政府建议与中共合作，以免中共“受制于苏联而成为其附庸”。上述事件表明，美国政府中以赫尔利和魏德迈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已占上风并改变了罗斯福总统的对华政策。因此，中共不得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提出公开批评，同时暂时停止了与美方的军事合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在延安举行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领袖毛泽东在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提出了警告，并寄希望于美国重新考虑它的对华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求同盟国政府，首先是英美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1945年8月14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然而，由于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抗战的胜利并不能掩盖中国已濒临内战的残酷事实。中国局势的严重恶化，引起了国际舆论和美国朝野的关注。同年11月27日，赫尔利被迫宣布辞职。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们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求早日解决目前的内战。”随后在12月26日，英美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紧急磋商后也发表公报，表示希望中国国内保持和平，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在华美军将撤出中国。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中共立即表示了欢迎的态度。1945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正式调解国共冲突。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压力和马歇尔的调解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与中共签定了数项协议，主要是1946年1月10日达成的停战协议和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协议，当时中国国内和平出现了一线曙光。但是，蒋介石对“和平建国”并无诚意。1946年3月，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策动国民党右派以决议的形式推翻了政协会议通过的文件，并以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和发动内战的实际步骤粉碎了和平建国的希望。对于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和倒行逆施，马歇尔起初施加了一些压力，但在蒋介石一意孤行的情况下，他表现得无能为力，甚至采取了纵容的态度。1946年3月11日至4月18日，马歇尔回国述职。4月27日返华后，他采取了更加偏向蒋介石的方针。5月初，美国又为国民党向东北运去了两个军的兵力。后来蒋介石还乘座马歇尔的飞机亲临沈阳上空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美参议院提交所谓《军事援华法案》。22日，毛泽东发表了《为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7月，中国内战全面爆发。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认美国调停失败。从此，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美政策是与美国对抗的政策，因为此时中国内战已经爆发，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推行了援蒋反共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是由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但是，美国的援蒋反共政策很快遭到了失败。随着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8月起接连进行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并取得了完成胜利。到1949年1月，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已被全部歼灭，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决策者感到非常沮丧，同时又无可奈何。1949年2月，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等待尘埃落定“的讲话，表示美国政府在动荡的中国政局面前将静待形势的发展而后确定对策。基于这一判断，美国对华政策在1949-1950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试图接触、观察和待机而动的微妙时期。1949年4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没有象某些国家的大使一样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而是留在了南京，寻机与中共进行接触。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细微变化，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做出反应。他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对此，中共的政策是：“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方有独立，中国方能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基于对当时形势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中共在1949年1-3月间，提出了处理与美国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首先，在军事上、思想上做好美国干预中国内战的准备。一旦美国介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将把战争进行下去，直至取得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其次，实行政经分开，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生意就得做，奉行互通有无的原则。再次，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上，采取“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也不必急于解决”的态度，实行“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这就是：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普通侨民对待而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把帝国主义国家在的势力和特权逐步加以肃清，在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方针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最后，在具体策略上，中共提出应采取谨慎的态度，避免给美国干预中国内政以口实或借口。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严禁不经批准私闯外国使馆和外国驻华机构，要求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违者严惩不贷。 根据上述方针，1949年5-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之后，中共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会晤。在会晤中，黄华向司徒雷登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要求美国撤走在华美军，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承认新中国，并表示新中国需要同外国建立商业关系。在获悉司徒雷登有意访问北平时，中共领导人采取了积极态度，同意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名义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大，并会见中共最高领导人。但是，美国政府却以此行“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造成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政权的错觉等为由，反对司徒雷登访问北平。8月2日，司徒雷登一行离华返美。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合作条约》，不久美国撤走了其全部驻华使领馆人员。很快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从此开始了中美两国全面对抗的时代。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美国政府不让司徒雷登访问北平，确实使中美两国失去了改善关系、避免对抗的一次机会。 二、一边倒与中美关系的对抗（1950-1960年） 1949年春、夏之间，中共领导人在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方针的同时，也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前者主要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后者则运用于处理与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从时间上看，“一边倒”的方针的提出要稍晚一些。该方针的提出和实行，尽管存在着国际环境、意识形态、苏联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但是起直接作用的是美国和苏联与新中国关系的实际状况,决定了中国只能与苏联站在一起。当美国顽固地拒绝承认新中国，并拒绝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时 ，中共就只能与苏联站在一起了。1949年6月30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主义》一文中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他强调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去找。”“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站在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一边倒”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实际上包含了联苏和反美两个方面。1950年2月14日，中国与苏联正式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包括前言和6个条款，有效期30年。其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双方保证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磋商；”“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在“一边倒”方针的政策框架下，中国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相反与美国的关系则越来越敌对。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威胁的全面遏制政策，并从日本、韩国、台湾至东南亚对我构筑了一个新月形包围圈。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企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同时美国还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与蒋介石签定《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从而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生存和安全。因此，从1950-1960年，中国围绕着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与美国进行了顽强地较量，其中既有兵戎相见的军事斗争，也有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 朝鲜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同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美国军队直接参战；同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次年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参加侵朝战争的16个国家的军队。同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争形势出现了不利于北朝鲜的变化。对次,中国通过公开和外交途径向美国提出了警告，强调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一定要管。10月7日,美国不顾中国警告,大举越过“三·八线”。10月1日,北朝鲜领导人致电毛泽东,恳请中国出兵支援。是否出兵，中共领导层内部意见不一。但毛泽东一锤定音，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10月13日,毛泽东最后决定出兵援朝。他认为：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有利;而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从1950年10月至次年5月,共打了5次战役,歼敌近23万人，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并迫使美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在朝鲜战争中，中国的对美政策是打退美国的军事进攻，通过谈判恢复朝鲜半岛的和平。虽然中国领导人认为中没美较量在所难免，但仍希望把冲突限制在朝鲜当地，避免使之扩大为全球战争或中美战争。为此，中国决定以志愿军名义出兵朝鲜，并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当时，周恩来曾指出：“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 因此，当美国方面声明愿意举行停战谈判时，朝中方面也立即表示同意举行谈判。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在朝鲜开城正式举行，中国外交部派出了以李克农为首，乔冠华为副手的指导谈判工作组。在停战谈判中，美国不甘心朝鲜战争成为美国历史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因而在谈判中不断提出各种无理要求，使朝鲜停战谈判出现了时断时续，边打边谈的局面。双方围绕着军事分界线问题、停战安排和监督问题、战俘问题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较量。为此，中朝方面采取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争取和，不怕战，准备拖”等谈判方针，最后在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签定了《朝鲜停战协定》。朝鲜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美国妄图侵占整个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狂妄计划，保卫了朝、中两国的主权、独立和安全，对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同时它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中美关系史上，朝鲜战争是一个重大事件。它使中美和解的任何可能性都暂时地消失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来中美两国长达20多年的对立和隔阂。它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反美态度；同时由于美国在战争中改变了对台政策，使台湾问题更加复杂化，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长期而敏感的因素，其负面影响至今仍难以消除。在朝鲜战争停战后，苏、美、英、法、中、朝鲜和韩国等于1954年4月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参与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在中、苏等国的努力下，日内瓦会议就印支问题达成了协议；同时由于英国代表的安排，中美双方在会议期间就侨民问题举行了初步会谈，这些会谈尽管由于美方的僵硬态度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却成为今后15年中美大使节会谈的前奏。在朝鲜撤走外国军队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上，日内瓦会议由于美国的阻扰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国继续采取保持和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的政策。 日内瓦会议之后，中美两国的敌对状态有增无减，双方围绕着台湾问题的斗争在1954年和1958年形成了两次台湾海峡危机。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但近代以来先后遭到荷兰、日本等国的占领和侵略。1943年1月1日，中、美、英三国政府签署《开罗宣言》, 规定战后台湾、澎湖列岛等将归还中国。1945年10月25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所属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但是，1950年6月27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背弃诺言，命令美海军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台湾问题由兹产生。 美国侵占台湾后，一方面在国际上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 另一方面加紧开展控制台湾。从1950年7月至1954年6月，美国曾向台湾当局提供了14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51年5月，“美军军事援助顾问团”在台北成立，妄图将台湾变成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1953年2月，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以后，他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放蒋出笼”的政策，继续视台湾为遏制中国的工具。1954年12月，美国又与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公然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针对美国妄图永久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中共领导人决定给予反击。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随后，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同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10月10日，中国政府决定解放一江山、大陈等沿海岛屿，并对金门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惩罚性打击。1955年1月8日，为了反击美蒋签定“共同防御条约”，实现台、澎、金、马归属祖国的愿望，人民解放军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解放了大陈岛外围据点一江山岛。2月13日，又解放了大陈岛。对于中国政府解放沿海岛屿的正义行动，美国一方面策动新西兰提出要安理会审议“在中国大陆某些沿海岛屿的敌对行动”； 另一方面则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紧急决议，授权美国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甚至威胁要使用原子武器。在美国的外交压力和军事威胁面前，中国政府没有退却，在公开拒绝新西兰的无理提议的同时，表示要与美国的侵略对抗到底。但是，中国政府从不拒绝与美国直接谈判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4月，第一届亚非国家会议在万隆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向与会国家说明了台湾问题上存在的两种不同性质而又相互关联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实现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统一，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并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性问题。他表示，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愿意就此国际性问题进行谈判。4月23日，周总理还应印度尼西亚总理的要求向记者发表了声明，重申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他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左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总理的声明，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不得不在4月26日表示，不排除与中国进行双边会谈。这就为中美大使级会谈开辟了道路。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后来在1958年9月改在华沙。从1955年8月-1970年2月，中美大使共举行了136次会议，双方除在1955年9月10日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外，没有达成其他任何协议。特别是由于美方坚持干预中国内政的做法，双方在台湾问题这个关键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是，在当时双方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成为双方保持接触，交换意见的重要途径。 由于美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缺乏诚意，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一如既往。1957年12月，美国竟然单方面宣布中止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还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措施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形势发展到1958年夏季，美国拒绝了中国政府在6月30日提出的在15天内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的建议，同时美国还在中东等地炫耀武力。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当局更是蠢蠢欲动，准备“反攻大陆”。8月8日，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扬言，美海军正密切注视着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象在黎巴嫩一样进行登陆。为了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以及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中国领导人决定炮击金门，把世界的视线转向台湾海峡。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并封锁了金门。美国急忙在台湾海峡地区集结了6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和40艘驱逐舰。8月2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称，美国将不放弃它已经承担的阻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责任”。9月4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本国领海的宽度为12海里，强调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重申解放台、澎、金、马是中国主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并表示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9月9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明确表示，准备“随时”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会谈中，美国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使用武力解放台湾，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方的拒绝。为了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政府于是出面劝说蒋介石从金门和马祖撤军，企图在台湾海峡划一条永久的停火线，从而使台湾与祖国分离永久化。对于美国的如意算盘，蒋介石并不同意。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也洞察了美国人的用心，决定将金门、马祖暂时留在台湾当局手里。10月6日，中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对金门停止炮击7天，让国民党部队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护航为条件。7天之后，中国政府又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强调“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计议，”同时宣布“逢双日不打炮……，逢单日也不一定打炮。”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由此告一段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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